新高考是以后的新趋势，小编这里有一些外省的新高考先驱者的看法。
“考其所长，录其所愿，这次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是学生。”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说。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了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并首先在上海市和浙江省启动了高考综合改革试点。随着2017年上海、浙江顺利完成了改革后第一届学生的新高考，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四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上海市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专家，寻找3年来的高考改革试点给教育带来的深刻变化。
“过去我们提供的是‘套餐’，现在是‘自助餐’。”上海考试院党委书记刘玉祥说。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已经逼近普及化阶段。
在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更好更快地培养创新型人才。高考改革正是在这方面发力。
应该说，这次高考改革的最大变化就是，在“选拔”的同时增加了“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更多体现在学生身上。
上海和浙江新高考方案均不再分文理科，采用3+3模式，除语数外三科，上海从6门（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浙江从7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边新灿给出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实行选考后，考生中选择传统“理化生”和“史地政”的学生合起来不到22%，即78%的考生都选择的是其余33种组合中的一种，这些组合都是文理“混搭”的，这已经跨出了传统的文科理科模式，实现了文理交融。“在我们开展的5000余人的问卷调查中，70.17%的高校招生工作者和超过六成的学生、家长，认同取消文理实行必考加选考扩大了选择性，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边新灿说。
上海的情况也类似。“纯粹选择文科或纯粹选择理科的加起来在15%左右，超过八成的孩子已经跨越了文理。”刘玉祥说，有交叉兴趣的孩子在过去的模式里很难胜出，现在增加了选择性，学生们的道路更宽了，也更符合大多数孩子的发展特点。
“在没有强调学生的选择性时我们的教育是共性淹没了个性，而现在是在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了个性。”边新灿说。
高考一个环节的变化正在对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改革形成了倒逼。
原来的中小学在教学上是“齐步走”式的，所有班级的教学安排大体一致，在管理上也是固定的班级管理制度。而选考选学带来的走班，不仅带来了管理上的难题，更给中学的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边新灿介绍，实行选考、选学后有些学校原来的教师专业结构问题就可能显现出来，出现了学科教师需求的“潮汐现象”，学生选学人数较多的老师工作量可能会骤增，而学生选学数量较少的老师则可能会出现工作量骤减的现象。
记者这两年从北京一些正在进行走班制的学校了解到，实施走班制后“老师一下子不够用了”。
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高中的胡老师解释，现在学校的教师配备是按照原来的班级数量进行的，但是走班之后就不一样了，如果原来是10个班，现在肯定超过10个班。同时老师的工作量也成倍的增长。“学生进行选课走班，对老师有了更高的要求，要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和个性化需求，有了大量的隐形工作量”。
以前人们对生涯指导的理解似乎就是给学生开几节课，讲讲大道理，现在则完全不同，学生在高中时选学什么科目、学习程度如何和将来报考什么专业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而家长因为掌握信息有限，很难给学生做出专业的指导。
“我们的高中要站起来。”刘玉祥说，因为学校是既懂人才发展趋势又了解本校学生优势的专业机构，要改变以前的“坐堂问诊”式为“全身体检”式的生涯指导。 随着高考改革的不断深入，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距明显缩小，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在大幅增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政策实现突破，高校招生录取程序更加严格规范，对中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导向也在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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